“和战友们比,我已经很幸运了。”现居美国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的甄崇运,在回复中新社记者的邮件中写道,“我们连的兵,至今还活着的,在全美也剩不了多少人了。”
与埋葬在云南昆明市郊长春山飞虎公墓的800多位飞虎英烈相比,91岁的甄崇运是幸运的。
73年前,甄崇运应征加入美国第987特别通讯连,隶属于美国第14航空后勤队,全连184人,除8名官兵外,均为华人。
美国第14航空大队其实就是中国百姓口口相传的“飞虎队”,与鏖战长空的飞行员不同,后勤队多不为人知,但后勤不等于后方,其危险系数堪比隐蔽战线。
在密苏里军事基地的18个月里,甄崇运接受了无线电台收发、截获及解密日军信息的专业训练。然后经过60天横跨太平洋的航行才抵达昆明,他至今还记得,到达中国云南的时间是1944年8月,而当年同时从加州出发的三艘“飞虎队”运兵船,有两艘遭日舰拦截,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开枪就随船一起沉没了。
此时,在云南的上空,身经百战的飞虎队员张松仰正驾驶着P-40战斗机与日机搏斗,这已是他来华作战的第5个年头,也许两人此前从未谋面,但张松仰此后获得的众多战斗情报中极可能有一张来自甄崇运。
“美式战机不如日机灵活,不可‘恋战’,只能快速进入战斗,扣动扳机,突、突、突,然后快速退出。”美籍华裔张弋是张松仰唯一的孙女,老人已于2014年12月25日病逝于加州,但张弋仍记得爷爷生前讲过的空战规程。
“爷爷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百余次,击落两架日军飞机,击毁地面敌机多架。”在张弋的印象中,爷爷张松仰不是一个爱讲自己战争故事的老兵,“但他这辈子最自豪就是为中国抗战出过力。”
出生于美国的华裔朱安琪在“七七事变”后,选择放弃美国国籍,来华投身中国空军。非常特殊的是,他是为数不多的从中国空军再加入飞虎队的华裔队员,直到抗战结束他才回到美国。
“我当时年龄只有14岁,没到服兵役的年龄。是旧金山华侨集体募捐给我买的飞机票,才让我最终能参加抗战。”朱安琪说,那时他乘飞机抵达香港,乘海船绕道越南,再抵达昆明进入空军军官学校接受飞行训练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朱安琪的主要任务是进攻地面日军和掩护中国军队行动,他被编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4大队。
“为了能多带弹药,我们只携带来回路程的油量。攻击完毕回来挂弹加油后再出击。”朱安琪的飞机多次在超低空攻击日军坦克时被敌人地面炮火击中,所幸最终都将飞机带回。
朱安琪于1945年换装P-51野马战机,这架当时最先进的战机是日军望尘莫及的。而对于刚到云南不久的通讯兵甄崇运来说,他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
1945年,甄崇运等人奉命进入越南执行任务,弄清日军的军事意图,并将情报传送回去。对于他们来说,命可以不要,但随身携带的电台必须要守住。
“无论发报需要多少字,一定是每5个词种连在一起敲。嘀嗒是a,嗒嘀嘀嘀是b,嗒嘀嗒嘀是c……”他还记得,通讯小组携带的每部电台,都安装了自行毁灭装置,只要发现日军进入电台方圆15英里的范围,就可启动电台的自爆装置。
如今,大半个世纪过去了,华裔老兵们曾经投身飞虎队的毅然决然仍被常常说起,令他们骄傲的是,即使已逐渐走入历史,他们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士兵牌。(陶煌蟒)